年广久、马胜利、步鑫生、仇和……都是些什么人？对于很多80后、90后来说，已经很陌生。但对于我们这些与改革开放结伴而行的60后来说，他们当年大名鼎鼎、如雷贯耳，都是红的发紫、响当当的改革风云人物。

在“一大二公”年代，干个体、雇工当老板发财，都是违法的。年广久是“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，他雇工经营，制作和销售瓜子，称为‘傻子瓜子’，得以致富”，1980年代初期，他作为“中国第一商贩”，两次载入《邓小平文选》，名燥一时。但好景不长。1991年5月，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期3年。再后来，又因家族内部争斗，“傻子瓜子”开始走下坡路，逐渐淡出“舌尖上的中国”。

马胜利，中国承包国有企业第一人。1984年，他用“大字报”形式，毛遂自荐，承包了亏损多年的石家庄造纸厂。上任后，他率先打破“铁饭碗、铁工资”制度，使造纸厂迅速扭亏为盈。在赞扬声中，马胜利头脑发热，于1987年，承包了全国一百家亏损造纸厂，组建“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”。1995年，却因管理不善、企业效益连年下滑，被上级免职。

步鑫生，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裁缝，似乎是转瞬间，被时代大潮推上了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位置。于是，他好风凭借力，通过一系列改革，让这个小厂异军突起，“双燕”男女衬衫、“三毛”儿童衬衫和“唐人”高级衬衫畅销九州，步鑫生因此成为改革先锋。1984年，“步鑫生精神”继“雷锋精神”和“焦裕禄精神”之后，由中央下令，全国宣扬。可市场无情。随着西装大楼等“拍脑门”工程的接连上马，海盐衬衫总厂资不抵债，步鑫生被撤消厂长职务，逐渐销声匿迹。

1996年，农家子弟仇和出任江苏省宿迁市委常委、沐阳县委书记，他大力推行改革，整治官场腐败。他提出的“16字方针”：“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，慎独、慎微、慎权、慎欲”，曾闻名四海，被誉为“阳光书记”。在争议声中，仇和步步高升，一直做到云南省委常委、昆明市委书记、云南省委副书记等高位。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“阳光书记”并不阳光。2016年12月，因受贿、索贿2430多万，仇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。

年广久、马胜利、步鑫生、仇和……，这些名燥一时的改革家，免的免，降的降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有些人还锒铛入狱，真仿佛一幕幕跌宕起伏、情节反转的闹剧，让人目眩神摇，又令人困惑不已。

其实，真正困惑的，还是这些风云人物：作为改革家，最后怎么竟成为被改革者？

人们时常把“以史为鉴”写入书本，印进文件，挂在口头，实际上，真能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能有几个？远的不说，就是与当代改革时间距离最近、政治生态相似的戊戌变法，有几个改革家悉心研读，从中“对号入座”，汲取过经验教训？

在戊戌变法时期，“中国改革家楷模”孙家鼐针对康党激进鼓噪、假公济私的言行，在《遵议徐致靖请开编书局应毋庸议摺》中明确指出：“皇上举行新政，毅然赫然，中外臣民莫不共喻。是政之当因当革，圣心早有权衡矣。……为政之道，不在徒托空言，而在力行实政。”

近年来，随着史料辨析的真切、研究的深入，戊戌变法被称为“康梁变法”的神话被彻底揭穿，人们这才发现，戊戌变法热潮中，康党以康有为为教皇，打着变法旗号，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。在他们的私下通信中，不时表露出康党“速得大权”的政治野心：“保全局一条，必同志有多金者，有居高位者，然后可图。多金者或有之，居高位者必无其人也，则难行。若仅（贿）赂要人，使同志能办事者速得大权，则无不可。”（《汪康年师友书札》第二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版，第1687—1688页）为了利用变法浑水摸鱼，实现一己之私：由“素王”到真王的“华丽变身”，康有为等人不但没办成一件“实政”，还在败露前夕，不自量力，策划“围园、锢后、杀（荣）禄”，阴谋政变，直接诱发慈禧太后的大举反攻，使戊戌变法真领袖光绪帝遭到囚禁、永远丧失实权，让戊戌变法百日而夭，中国因此痛失了一次难得的变法自强的历史机遇。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样一个朴素真理：“宵小”们巧言令色，最擅长见机行事、见风使舵，最善于用花拳袖腿去投当权者所好。他们的激进言行，往往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搅局坏事不仅祸及当年，而且贻害无穷。试想，如果没有康党的铤而走险，慈禧太后就没有再次“垂帘听政”的足够理由，在开明的光绪帝领导下，变法会不断总结经验，稳步向前推进，并取得实效，国家、民族就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；如果没有“一知半解而又予智自雄的老寡妇”（高拜石：《新编古春风楼琐记》，作家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第3集，第311页）再次垂帘听政，朝廷就不会在义和团运动中违反国际礼仪，贸然向西方列强11国宣战，进攻驻华使馆，并高额悬赏：“杀一洋人赏五十两，洋妇四十两，洋孩三十两”，就不可能引来八国联军、签定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，进而不会有日本以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为借口，在北京、东北等地区派遣“驻屯军”，为“九一八”事变和“七七”事变武力侵略中国埋下隐患……

改革成败，直接关乎国运、家运，也关系到个人的命运。笔者“三尺微命，一介书生。无路请缨，等终军之弱冠；有怀投笔，慕宗悫之长风。”生在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，长在“十年动乱”时期，从小缺衣少食，看不见前途。1979年7月，没想到高中毕业时，恰逢改革兴起，又幸运地赶上部队实行招飞改革，首次从应届高考生中选招、录取飞行学员，身体瘦弱的我，竟连过体格检查、心理测试、文化考试、政治审查等数道关口，意外地考入海军飞行学校（现已升格为海军航空大学）；随后的岁月里，又多次分享改革成果。虽然也有小人使坏，遇到过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，但中国舍此还有什么出路？普通人家的子弟舍此还有什么希望？到了知天命之年，过上了衣食无忧、安居乐业的“中康”生活，潜心于著述，身闲笑五侯。饮水思源，我因此对改革怀有深厚的感情，时刻关注改革的进程，也很想为推进改革贡献微薄之力。所以才推开其它选题，由近及远，由浅到深，从研究乡贤孙家鼐起步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进戊戌变法“殿堂”，却惊诧地发现，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的一些专家、学者拿着高薪，戴着眼镜，腆着肚子，伸着脖子，逮到机会就口若悬河，却罔顾史实，要么是新瓶装旧酒，要么是葱花炒剩饭，尸位素餐，以讹传讹……于是，我拍案而起，跃马挥笔，才有一篇篇言辞犀利，但言之有据的新论，对陈辞滥调予以痛斥。在此基础上，也才有了《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》和《百年黄昏：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》两本著述的出版。

一晃，十年过去了。改革也由深水区，步入到攻坚可难、生死决战的紧要关头；我的两本著述也经受了时间考验，受到读者青睐、学界褒奖。回头考量，书中的新论仍未过时，或多或少，或大或小，还能为改革鼓与呼，为关心国运、投身改革的仁人志士提供一些前进路标和精神动力。

《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》和《百年黄昏：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》，原先是分头出版的。此次再版，做了较大修订，分别以《北大鼻祖》、《激进害国》作书名，删繁就简，联袂面市。其中，《北大鼻祖》“瘦身”后，主题更加显明；《激进害国》吸纳了新的研究成果，内容更加充实。从题材上来看，虽然《北大鼻祖》属于人物传记，《激进害国》属于学术专著，但两本书的主题都是戊戌变法研究，参照司马迁的“互见法”，我认为，学术专著以史料梳理提炼和观点论述为重，理论性强而形象性弱；传记以人物性格塑造和故事情节见长，形象性强而理论性弱。这次以“小丛书”形式再版，既可以让两书“团聚”，又可以互为补充，相得益彰，满足读者求知、审美、励志等多方面的精神需求。

2018年3月于大连新“一颗印馆”